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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新音乐事业的开拓者李凌诞辰百年

时间:2013年12月13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中国新音乐事业的开拓者

——纪念李凌诞辰百年

  1993年12月28日,文艺界在北京举办了杰出的音乐家李凌八十华诞庆祝会暨思想研讨会。2003年11月3日,90岁的李凌因病去世、乘鹤西归。2013年12月11日,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他的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

  是什么人能够让人如此怀念,其情之浓、其情之诚,历久弥坚,经久不减?李凌传奇的经历和操劳的一生,还有他坚定的信念和开阔的胸怀,以及他对新音乐运动和新中国音乐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都将永远载入史册。

——编 者

李凌照片

李凌晚年与周巍峙(左)探讨音乐问题 

与黄友葵(前右二)、周晓燕(左一)、才旦卓玛(左二)等友人在音代会上  

彭丽媛:李凌老师是我的“伯乐”

  □ 彭丽媛(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李凌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他众多学生中的一个。李凌老师作为一个著名音乐教育家,作为一代名师,作为一个高尚的人,都让我深深缅怀。在李凌老师百年诞辰之际,我十分怀念他,心中充满了对他的钦佩和感激之情。

  李凌老师是我国乐坛有名的“伯乐”,他爱才、识才、惜才,由他慧眼发现和提携的人有很多,我是其中之一。当年,没有他的极力推荐和执著推动,我是难以到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并长期深造的。那些往事,我至今历历在目。1981年初,我作为前卫歌舞团的歌手到广州参加“羊城音乐会”,在所住的宾馆遇到一位长者,他主动过来同我打招呼,非常和蔼亲切。他询问我对声乐艺术的理解和对未来发展的想法。他对我说,年轻人如果只凭自身条件好而不刻苦学习,只能是一个“歌匠”,要努力成为一个“家”。他建议我到中国音乐学院继续加强学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一位老师告诉我,我才知道他就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凌老师。我很感动,向他表达了希望有机会学习的愿望。没想到的是,李凌老师对此事特别上心,雷厉风行,一周之后我就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后来,他为了让我再转入本科深造,不辞辛苦从北京到山东去同有关方面协商,千方百计做通各方工作,我才有了在中国音乐学院8年学习的机会。这8年是我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李凌老师起了不可替代的“伯乐”作用。

  李凌老师做事认真负责,培养教育人很有水平,教学上既重基础又重提高,既重外来又重本土。他把我引进中国音乐学院后,为培养我费尽苦心,结合我的特点和发展方向,为我量身确定了系统培养的整体思路,亲自组织实施。他特地把一位声乐专家从中央乐团选调到中国音乐学院来,要求这位老师好好辅导我。他还指导安排了诸多风格不同的名师来精心教导我。李凌老师独具匠心的眼光和系统培养的方式,让我接触到更多艺术高人、领略到更多艺术风格,增益了己所不能。我后来在艺术道路上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他的教导有方,离不开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及在座各位老师前辈的悉心指导。我向所有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老师们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李凌老师也是我在为人方面的良师。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别人,我非常敬佩,也深受影响。他特别热心肠,为人真挚,诲人不倦,助人为乐,但从不图回报。我刚到中国音乐学院的第三天,他就带我下了一次“馆子”,让我品尝了地道的广东菜,餐后还带我欣赏了一场精彩的演出,那场演出我一直记到现在,那就是——郭兰英老师“告别舞台歌剧片段音乐会”。当时,他只有两张票,他自己的女儿都没机会去看。李凌老师教书育人、桃李天下,但总是淡泊名利、甘为人梯,我对此体会尤深。当我取得成绩后,他从不宣扬他对我的精心培养、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每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总是谦逊推辞,归功于其他老师。

  在李凌老师感召和影响下,我一直认为做一个好老师是人生一大幸福。现在,我也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将永远铭记李凌老师的伯乐之恩、栽培之恩,学习弘扬他的为人之道、育人之道,像他那样做一名德艺双馨的教育工作者。

谈老友李凌

□ 周巍峙(中国文联名誉主席)

  我和李凌是1938年在延安认识的,那时候我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给吕骥、张震当助理员,李凌和贺绿汀他们当时都在那里拉小提琴。

  李凌是个很和善、讲友情、讲团结的人,为人正直,胸怀广阔,从中央歌舞团到中央乐团再到中国音乐学院,是个从不空口说白话的实干家,所以大家把工作交给他都很放心。

  李凌非常朴实勤奋,又心直口快,他的广东普通话虽然有时候讲不清楚,但写了很多有影响的评论文章,一直笔耕不辍,直到病得很厉害的时候还常趴在小茶几上写作。他的文章,包括歌唱、器乐等方方面面,比较有影响的有关于“轻音乐问题”、关于“气声唱法”,那时候很多人是反对的。但我们认为通俗歌曲是群众当中流行的一种很容易掌握的艺术形式,思想内容健康、有利于表达人民思想感情,就应该提倡。比如李谷一、谷建芬等这些人都是搞的很正面的东西。他所写的文章在音乐史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是非常宝贵的音乐史资料。

难忘的记忆

□ 才旦卓玛(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在纪念著名音乐评论家李凌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与李凌老师的认识过程和受到的他的教诲,至今难以忘怀,追述记忆中的一些事,缅怀李凌同志崇高的精神,以表达我的敬仰之心。

  1963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记得那年,中央歌舞团到前苏联、罗马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我有幸参加了出访演出,李凌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歌舞团的团长,也作为演出团的负责人之一参加了访问演出,我也就是由此认识了李凌同志,后来我一直称呼他李凌老师。当时我还是一名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对音乐的理解能力仅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上,把握音乐的内涵还有待提高。在出访演出期间,李凌老师非常关心我的每场演唱,因为,当时我是唯一的藏族演员,期待着我唱好民族歌曲。演出后,李凌老师告诉我,在国外听到地道的藏族歌曲是很不容易的,你的演唱使观众无不喝彩,观众还说“听了你的歌仿佛到了喜马拉雅山”。李凌老师经常提醒我,要保持民族唱法,藏族歌曲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定要唱好,同时,针对我的唱法和对音乐的理解,他指导和讲解如何掌握音乐、理解音乐,用深入浅出的道理讲给我听,使我受益匪浅,对我以后的声乐艺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64年,我到北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李凌老师也参加了,他知道我在《东方红》里演唱歌曲《毛主席的光辉》,排练时他经常指导我、鼓励我唱好。李凌老师十分关心我的演唱和成长,他的教诲始终激励着我对声乐艺术的追求。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我回到了西藏,为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放声歌唱。后来,我有时到北京演出,常到李凌老师家,大姐和女儿可亲可爱,她们非常热情,还关心照顾我的生活,有时我和其他藏族同事一起到李凌老师家请教和做客,我和李凌老师已经是熟人了,后来我们在中国音协共过事。1996年举办西藏首届“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奖”大赛,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李凌老师在百忙中题词祝贺:“奖励民族歌唱艺术,丰富世界音乐文化”,他始终鼓励我们弘扬民族音乐,为民族歌唱艺术作出贡献。

  每当想起这些,我非常感激一位汉族同志对一个少数民族歌唱演员那么关心,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关心,而更重要的是他关心藏民族音乐的弘扬和发展,我十分敬佩李凌老师豁达的胸襟和为人,他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师,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 徐沛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李凌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评论家、音乐社会活动家、音乐教育家。他以超拔的智慧和胆识为中国的新音乐事业披肝沥胆、奋斗不息!他的音乐思想曾对近现代中国音乐事业产生过重要影响,为推动中国音乐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凌先生作为一位音乐社会活动家和国家艺术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一生投身于进步音乐活动、创建音乐院团、出版刊物、普及音乐教育等,做了大量的、深入的、开拓性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上世纪30年代,李凌在家乡成立了台山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李凌从延安鲁艺音乐系毕业后,于1940年同赵沨、林路、沙梅等人在重庆成立“新音乐社”、创办大众化音乐刊物《新音乐》,他对“新音乐运动”思想的深入阐述,在音乐界中建立统一战线,产生过很大社会影响。

  李凌先生作为音乐评论家,实事求是、眼光深远。在发表的数百万字的音乐评论中,以犀利的笔触记载着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音乐活动的独见和论说。他始终坚持不懈地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多样化的健康发展而奋争,反对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实践中的偏激情绪,鼓励和扶持不同体裁、风格、个性的创造性发挥,从而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李凌式评论风格。在出版的《新音乐教程》、《音乐杂谈》(1-4集)、《音乐美学漫笔》、《歌唱艺术漫谈》、《秋蝉余音》等著作中都有深入阐释,例如在文集《音乐流花》中,他评论了150多位中国音乐家的艺术创造,阐释他们的创作个性,赞扬他们的特殊成就或指出某些不足,其着眼处常在于发扬艺术家的个性、促进音乐的百花齐放。虽然经过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和历史考验,但至今仍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仍能给当代人以许多启发,这在中国现代音乐批评史上实属难得。

  李凌先生作为音乐教育家,致力于创办音乐教育机构和表演团体。在筹建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恢复中国音乐学院,创办社会音乐学院、中国函授音乐学院的过程中,都有他的辛勤劳作和不可磨灭的功绩,将音乐教育的星星之火燎原中华大地。

  李凌先生是一位才思敏捷的音乐思想家和勇敢实践的实干家,始终受到人们深深的尊敬!他待人宽厚、荐人举贤、团结同志的作风更成为音乐界的美谈!总之,李凌先生的一生是为争取我国音乐事业健康发展而努力奋争的一生!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李凌先生百年诞辰活动,不仅是对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的纪念,更是对当前气象万千的音乐生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古人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认为,用这句话来概括李凌先生的品格是不为过的。

《跋涉人生》自序

  □ 李 凌

  《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录》2013年12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有一次,画家王琦同志带来了他新出版的《艺海风光——王琦回忆录》,还对我说:“你的生活也很丰富、经历也很曲折,为什么不写一本呢?”我想我的身体不太好,已到八十多快到九十岁了,很难有精力。关于写我个人人生总结的事情就这样拖下来了。

  我于1978年发现胃癌,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贺彪同志热诚关怀,帮我请了著名外科医生陆维善大夫,在301医院动了大手术。切除了胃脏的五分之四,并清除了心脏、肝脏附近有关的淋巴腺,愈复得比较好。

  不幸,1992年底又患上了脑血栓病,来势凶猛,头痛难忍、牙关张不开、不能说话、右手右脚不能动弹,更谈不上挥笔写字,经常会发作短暂性的病变。稍有劳累,相关症状就会出现,短则一刻多钟,长则一个星期。年年三四次住医院治病,1994年办了离休手续。

  自1995年直到2000年,生活比较闲逸,短暂性脑病也不发作了,虽然视力猛退,但又耐不住经常提笔写出文章,如:贺绿汀、江定仙、张文纲等。《焕之与我》以后,2000年夏天突发脑溢血,在脑干部位裂开了像大拇指那么长的裂口,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要家属签字,大家说我命大,经过一个多月的抢救治疗,又逃出了鬼门关。2001年夏天,又患脑血栓及住院后期的感冒发烧,经过医生、家人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我又奇迹似地平安出院回到家。于是,上级领导,周围亲朋好友,还有我的家人,都异口同声劝我停下笔,学会去过那种悠闲的养老生活。有些记者同志来访,看到我家种有多种盆草花卉,看到我常滞留早市,购得廉价衣衫,自缝自制衣着,就把这些宣扬出去。似乎……但这些闲活哪能锁得住我的“笔瘾”?近十年来,我陆续写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秋蝉余音》《乐海晚霞》《音乐流花新集》《音乐流花新集——再版增订本》。写得也很艰苦,都是由种种病患伴着我一起“爬格子”,哪怕是在双目失明,只能用左手摸着尺子,右手握着笔,让一个个字顺着心意涂写在纸上,那不成形的大大小小的字体为整稿的老伴带来不少麻烦。写文章时的那种文思潮涌之势是无法遏制的,这才是我生活中最大的欢乐,只要我一坐下来,握起手中笔,好似小河流水沿着弯弯曲曲的山涧流向众河汇流的大海中去!啊!那千人万民汇集的人生海洋,对我的吸引力是太大了。

  我常在家中从这房走到那房,口中喃喃地喟叹着:“没有生活了!”“没有生活了!”那种花植草、缝制衣衫等活动是无法填补我的失落感的,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呼唤着“我要工作,我要干!”在我们音乐事业的艺坛上,那些老将的经验,那些新苗的崛起,那些乐种的被冷落,该鼓噪的,该商榷的……唯有拿起笔来,才能畅我臆腑,广集众思,老而时习之,或许也能在社会上起一些小小推动前进的波澜。我以此为乐,乐而忘老矣!

  九十岁,早就“古来稀”了。但只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鲁迅先生的名言,依然点燃着我朝前走,我就下定决心写我的《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录》。

  写于2003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