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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 纳——永不过时的电影传奇

时间:2014年06月04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曹培鑫

获得本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影片《冬眠》海报

  安德烈·巴赞曾在1955年撰文,称戛纳电影节为“作为宗教秩序的电影节”;它地位崇高,如果将全球电影界比作信徒,戛纳就是信徒们的圣地,或者用他的原话概括:“(它是)人们对超现实的庄严朝圣。”作为法国现代电影理论的一代宗师,巴赞当年对戛纳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自然显得突兀而不严谨,因为当时的戛纳电影节才刚满10岁。

  如今,电影节已经举办67届,巴赞的这句话却一言中的,他的比喻也越来越成为现实。当下全球电影界繁荣,规模气势早已今非昔比,戛纳却稳稳占据中心位置,自信满满、毫不动摇。

  戛纳成为一个电影的传奇,成为代代电影人心向往之的电影圣殿,其来有自。一方面,戛纳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对艺术电影遴选近乎苛刻的高标准,并且以对自己优良传统的保持为荣;而另一方面,它也努力将自己打造为全球最大的电影交易市场,每年都有众多电影人手捧获奖影片,或者刚刚出炉的电影剧本,在法国南部这座滨海城市寻找最好的院线策略,或者投拍电影的出资人。

  电影《冬眠》的导演,土耳其人锡兰,在人们的期待与争议声中,捧回金棕榈大奖——这样的场景,可不是第一次在戛纳出现。太精英主义?一切都可预期?完全无法企及?人们早就听惯了批评戛纳的种种老生常谈,这些批评声也从未间断,可戛纳电影节却毫发无损。各国评委们似乎对“叫好或是叫座”之类的世俗标准不屑一顾,他们常常力排众议,用艺术电影的最高标准: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人生,评判来自全世界最优秀的艺术电影队列。

  这部长达3小时16分、充满思辨气质的电影,探讨了生与死、善与恶、自然与艺术之美等哲学话题,透过大段对白,看起来更像是个恳谈会,有人甚至戏谑地称之为“年度最佳催眠长片”。可是在评委们眼中,《冬眠》的价值超越了它的形式,甚至超越电影本身。

  《冬眠》的故事发生在2013年的土耳其。当年5月末,土耳其发生了大规模针对总理埃尔多安的学生示威游行,政府动用武力镇压,造成游行者伤亡。在此番戛纳的颁奖典礼上,锡兰也两次提到,要将这部电影献给土耳其的年轻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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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接受采访时,锡兰也谈到,《冬眠》不仅仅是一部描绘当代土耳其的影片。他说,在当下的土耳其,人们期待电影导演能够像新闻记者那样,关注具有新闻性的社会现实,但是他认为,电影的使命应该比这更深沉。“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鸿沟,这是全球性的现象”,他说。正因如此,即便知识界对他的电影充满期待,他还是认为:“我觉得最好还是把这个(反映社会现实的)任务留给记者们。艺术应该处理更深层的议题,观照那些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挣扎的人们的内心世界。”

  锡兰说,剧本是自己与太太共同完成的,两人各自写作,交叉批评,期间不免有充满火药味的争吵。而最后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来自两位艺术家的心血结晶。可见,也正是作者严肃地对待这个充满政治特色的历史时刻的态度,及其不落俗套的艺术表达(同时不应忘记,锡兰已经3次在戛纳获奖的事实),最终获得了评审团的肯定。

  与对电影节评委们评审标准的批评相伴的还有另外的批评声,电影节的组织太过老套:红地毯、黑领结、单独的放映大厅、特殊的放映技术。有人说,参加戛纳电影节,其实更像是参观大型马戏团的表演。可是电影节的组织方却坚持认为,传统是用来传承,而不是用来改变的。的确,在当下欧洲主要电影节都与时俱进式地调整策略之时,戛纳对传统的保持,显得与潮流格格不入:决策层十几年如一日,稳定不变;受到青睐的电影人频频重复获奖;甚至进电影院看电影,都要按照习俗衣冠楚楚,不可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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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戛纳的精神远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刻板。为了保持对主竞赛单元电影的高遴选标准,电影节设置了其他单元,对参赛影片进行分类处理。尤其是其中的“一种关注”单元,早已成为世界各国青年导演们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的最佳平台。中国导演贾樟柯正是从这里慢慢走进主竞赛单元的。

  回望戛纳70多年的历史,从创立之初,它便带有知识分子与艺术精英的基因:它从反纳粹宣传的政治与社会价值出发,倡导有社会责任感与人性关怀的艺术价值取向;同时也因为受到法国外交部、教育部、国家电影中心资助,可以远离商业利益的操弄。70年来,它坚持传统,也关注世界的变动,在取舍之间,无论变与不变,都从未离开艺术电影最高荣誉殿堂中心的宝座。正如60年前巴赞所言,全球电影人都注目戛纳,创造了类似宗教性的文化传奇。而60年后的今天,这个传奇,还在继续。